代价高昂的秩序
秩序之所以代价高昂，原因在于信任这件事的性质。遵守契约的好处是共同的、长远的；背约的好处却落在一个人身上，并且就在眼前。货款到手之后扣下货物，工程过半之后抬高价钱，借来的钱到期之后一拖再拖，每一次都能立刻换来一笔眼前的好处。
一份契约若只靠双方的自觉来维持，先背约的一方总是占到便宜，守约的一方则不断地被他人占便宜。人们于是只能在小范围之间进行小规模的协作；跨越地域、信任边界和时间的协作，要等到有一股力量站在契约背后，强制背约的人付出代价，使可预期的代价超过眼前的好处，才开始成为可能。
同一个人只打一次交道的时候，背约总是眼前最划算的一步；双方会一再相遇的时候，今天的背约会在明天招来报复，守约才成为长远的好处。
历史上的商人很早就懂得这个道理。十一世纪，往来于地中海两岸的马格里布犹太商人，把货物托付给远方的代理人，一趟往返动辄数月；他们在书信里彼此通报每一位代理人的行事，谁欺骗了其中一位成员，整个群体便都与他断绝往来，一次性的交易于是被拉成了一场永远在重复的博弈。这些书信有许多保存在开罗一座犹太会堂的藏经库里，至今可读。这套办法行之有效，它的范围却以这个群体为界，只在彼此熟识、互通消息的一群人之间运转。
同一时代的热那亚走了另一条路：商人把每一笔合伙与借贷写成契约，交给公证人登记，纠纷交给城邦的法庭。公证人乔瓦尼·斯克里巴在十二世纪中叶留下的契约簿，是今天存世最早的一部公证记录。有了契约、登记与法庭，合作的对象便可以是任何一个陌生人，贸易的边界也随之推远。
人类社会为此进化出一种初级的担保机制：大规模的有组织暴力，也就是国家机器。政治的形式换过许多种，国家所做的事情始终是同一件：它是一切契约最后的担保人，负责把一套公认的规则强制执行下去，而这股能强制执行规则的力量就是暴力，它使得违反规则的代价变得非常可信。
这些开销就是信任的成本，也就是秩序的价格；定义这种价格的权力，便是法权。而国家机器代表的是法权的集大成者：国家主权。
1651 年，英国内战的硝烟刚刚散去，霍布斯出版了《利维坦》。
他设想了一种公共权力缺席的“自然状态”：每个人都与每个人为敌，收成随时可能被人夺走，耕种与贸易也就一并荒废，人的一生“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在这样的处境里订下的契约，只是写在纸上的字，要让它有分量，必须有一把剑站在它的背后，用他的话说，“契约离开了剑，只是一堆字句”。人们于是把强制的力量交给一个共同的主权者，换取契约得到执行。
这本书的扉页上画着一个巨人，他的身体由成千上万个细小的人组成，一手握剑，一手持主教的牧杖，俯临着城镇与田野；书名取自《约伯记》里的海中巨兽利维坦。印章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剑在背后，而握剑的那只手，由所有人交出去的力量汇聚而成。
这笔成本，由国家替所有人垫付，再从税收里收回。它把记录、裁决、交易、产权、认证这些职能捆在一起，一并提供，这种安排可以称为捆绑主权。
捆在一起的东西只能整体接受，没有人能单独购买其中一样，也没有人能单独拒绝其中一样；价格的高低和服务的好坏，都只能由提供者一方决定。人们能够做出的选择只剩下接受。
古罗马的执政官出行时，走在他前面的是十二名侍从，每人肩上扛着一束棒：一束木棍用红色的皮带捆紧，中间插着一把斧头。木棍用来鞭笞，斧头用来斩首，惩戒与生杀捆在一起，由同一个人执掌。
这一标志起源于伊特鲁里亚文明，传到古罗马之后，成为地方长官权力与管辖权的象征，可以说就是罗马执政官权力本身的标志。1898 年，伊特鲁里亚古城维图洛尼亚一座公元前七世纪的墓里出土了一件铁制的小束棒，捆在其中的是一把双头斧。最初与这个符号相连的双头斧来自克里特岛，是古希腊文明最古老的符号之一，罗马人把它叫作 bipennis。
罗马人自己也清楚那把斧头意味着什么。在罗马城的神圣边界之内，侍从要把斧头从束棒里取下，表示公民的性命保留着向人民申诉的权利；只有独裁官的束棒，在城里也带着斧头。在现代世界，束棒仍然作为权威、集体权力、法律与治理的代表而存在，出现在一些国家的徽章和议会、法院的装饰上，二十世纪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名字也取自这一束棒。
它把国家的样子画得清清楚楚：一束职能捆在一起，捆得越紧越显得有力，想要其中一根的人，只能连同斧头一起，把整束接下来。
如果国家提供秩序的价格变得无限高，而服务却差到人们无法生存下去，那么摆在人们面前的，只剩下两个代价极高的选择：从国家机器的控制范围内逃离，或者推翻当前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国家机器。
1620 年秋天，一百零二名乘客挤在一艘名为五月花号的货船上横渡大西洋。他们当中许多人是在英格兰受迫害的分离派清教徒，先逃到荷兰，又从那里动身，去往一片远在英王法律之外的土地。
船在预定地点以北的科德角靠岸，那里处在任何现成政府的管辖之外。登岸之前，船上的四十一名男子签下了一份简短的公约，约定结成一个“公民政治团体”，制定并服从为了共同利益而订立的公正平等的法律。
这是逃离的典型形态：离开旧的国家机器所能触及的范围，在一片空地上先为自己立下一份契约，再用它去替代那个被抛在身后的担保人。它的代价同样清清楚楚：变卖家产，远渡重洋，第一个冬天过去，船上的乘客死去了将近一半。
一个半世纪之后，这片土地上的人面对的是另一个选择。英国议会向北美殖民地接连征税，而这个议会的每一个席位，都由大不列颠的选民选出；1773 年的《茶叶法》又让东印度公司的茶叶绕过殖民地的商人直接倾销。那年 12 月 16 日夜里，一群殖民者登上波士顿港的三艘船，把 342 箱茶叶倒进了海里，这些茶叶大多是运自中国的武夷茶。
伦敦的回应是封闭波士顿港，收紧对马萨诸塞的管治；各殖民地的代表于是在 1774 年聚到费城，召开第一届大陆会议，协调抵制，随后组建军队。1776 年 7 月 4 日，第二届大陆会议通过《独立宣言》，写下了这场推翻的理由：政府的正当权力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破坏这些目的，人民便有权改变或废除它，建立新的政府。
一纸宣言宣告了旧担保人的失效，随之而来的是八年的独立战争，和一个新的国家机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