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国家不再履行职能
担保人的价值在于公正，一个国家能够存续多久，也取决于此。规则定得认真，执行得公平，人们相信约定会被履行，便愿意同陌生人合作，把钱借出去，把货发往远方，把工期排到几年之后，繁荣由此而来。
受人敬畏的统治者，大多是把这件事做好了的人；制定法律和执行法律，也因此成为几千年里政治的主题。相反的情形同样常见：判决可以收买，规则随权势而变，人们因为害怕被背叛而收回伸出去的手，市面随之萧条，动乱接踵而至。
公元 193 年春天，罗马的禁卫军杀死了即位才八十七天的皇帝佩蒂纳克斯，随后在军营里把帝位当众拍卖。元老狄第乌斯·尤利安努斯许诺给每名士兵两万五千塞斯特斯，出价最高，买下了皇位；六十六天之后，元老院宣判他死刑，他死在宫中。一个帝位可以被标价出售的国家，判决与法律自然也可以。
此后的一个世纪里，帝位在军阀之间频繁易手，三世纪的五十年间先后有二十多人称帝，道路与海路变得危险，城市筑起城墙，远途贸易随之萎缩，罗马的繁荣从此走向尽头。
一千四百多年后，明朝走过了相似的路：吏治败坏，朝廷在正赋之外接连加派辽饷、剿饷、练饷，负担层层落到农民身上；为了省钱，崇祯裁撤驿站，一名叫李自成的驿卒丢了差事。十五年后，他带着大批造反的饥民攻进北京。担保人一旦收回公正，人们便丧失了合作和执行契约的愿望，这个过程在历史上重复了无数遍。
背约带来眼前的好处，这一点对担保人自己同样成立。普通人的契约背后站着国家，国家对社会许下的承诺，背后却再没有别的担保人了。“主权”是自国家出现以来最高的法权，因为替规则撑腰的那股力量握在谁手里，改写所有规则的那支笔也就握在谁手里。握着它的人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改动一处，眼前便多得一分，代价要到许多年后才显现，并且会由所有人分摊。
罗马诗人尤维纳利斯留下过一句诗：谁来看守看守者本身？这句诗原本说的是看守妻子的人，后世拿它去问权力，问的正是担保人的处境。
罗马的银币给出了一个缓慢而清晰的答案。奥古斯都时代的第纳里乌斯几乎是纯银；从尼禄开始，皇帝们一次次降低银币的成色，每降一次，同样多的白银就能铸出更多的钱，用来发军饷、办赛会、修宫殿。
好处当年便到手，代价却要过很多年才显现出来：物价一路上涨，到三世纪后半叶，银币的含银量已经跌到百分之五以下。301 年，戴克里先颁布限价敕令，为上千种商品和劳务定下最高价格，买卖随即转入黑市和以物易物。改动货币成色的那支笔握在皇帝手里，每一次改动的好处归他；每一次改动的代价，却由帝国里所有拿着钱的人分摊。
这就造成国家机器担保之下的社会，总会形成一种危险的博弈倾向：“利益私有化，损失社会化”。人与人之间的契约有法律兜底，但国家机器身后无人兜底，规则在规则的边界上失效了。“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这句话，便精确地描绘了这一现象。
国家机器担保权力集中的特点，导致担保人的位置具有不成比例的巨大红利；捆绑主权难以退出的特点又导致一旦夺取这个位置的权力，那么就几乎相当于掌握了整个社会的生计。当担保人的位置落到背约者手中，或至少某些利益相关方以某种方式绑架了担保人的意志，那么国家与社会之间的那份契约便会被撕毁。
2008 年之前的几年里，美国国际集团（AIG）旗下的金融产品部门，为数千亿美元的证券出售了信用违约互换，其中大量挂钩次级抵押贷款：买家每年付给它一笔保费，一旦这些证券违约，由 AIG 照价赔付。
只要房价一直上涨，保费便是一笔近乎零成本的收入，这个部门的员工也因此领到了丰厚的奖金。房价下跌之后，要赔付的金额远远超过了公司的资本。AIG 与全世界的大银行都有往来，它若倒下，损失会沿着这些合约传遍整个金融体系。
于是在 2008 年 9 月 16 日，伯南克领导的美联储因恐惧大萧条的再次上演而出手救助AIG，此后美国政府承诺投入的资金累计约 1823 亿美元。救助款的一大部分流向了它的交易对手，高盛一家就拿到约 129 亿美元，并且照面值全额偿付；2009 年 3 月，AIG 仍向这个部门的员工发放了约 1.65 亿美元的留任奖金。
大到倒下会拖垮所有人，也就大到了可以绑架担保人的意志。赌赢的时候利润归公司，赌输的时候，损失由所有人接住。在 2008 年以后，这逐渐演变成了一条所有人心照不宣的商业原则。
2000 年夏天，刚刚就任总统的普京在克里姆林宫召见俄罗斯最富有的一批商人，据传双方达成了一份默契的约定：他们的财富可以保留，前提是远离政治。三年之后，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资助反对派，又公开批评官员腐败，随即以诈骗和逃税的罪名被捕，在狱中度过了十年；他的尤科斯石油公司被追缴巨额税款，核心资产在拍卖中辗转落入国有的俄罗斯石油公司。
其余的寡头看懂了规则：财富是否安全，取决于与克里姆林宫的关系。国家机器本身成了一个家族式的组织，像黑帮一样运转：忠诚换来特许，背离招来查税与审判，法律是它奖赏与惩罚的工具，能源、媒体与法院都系在同一组提线上。
担保人的意志一旦被这样握住，整个体系便自然向着扭曲的方向生长。2014 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2022 年 2 月 24 日，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在消灭了百万人的生命之后，战争至今仍在继续。
集中的担保权力，意味着信用扩张变成了一场将未来几十年的社会财富，被少数仅仅是距离信用出口最近的人掠夺的游戏。他们用它买下资产的时候，价格还停在原处；等钱一层层流到末端，拿到它的人面对的已是更高的价格，整个社会的财富和经济活力便这样被彻底透支了。
中国当代的每一波加杠杆，赚到钱的都是最容易承接信用溢出的那些行业。2008 年底推出的四万亿投资计划，连同随之而来的信贷洪流，让 2009 年一年新增的人民币贷款达到 9.59 万亿元，比上一年多出将近一倍；钱沿着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流进基建，钢铁、水泥和建筑企业的订单随之暴涨。2015 年起，棚户区改造的补偿越来越多地直接发成现金，央行通过抵押补充贷款经政策性银行放出数万亿元，货币化安置的比例一年之内升到将近一半，拆迁户拿着钱进城买房，三四线城市的楼市被一把点燃。
2017 年，靠三四线城市起家的碧桂园以 5508 亿元的销售额成为全国第一，恒大的许家印以 2900 亿元的身家成为中国首富。一波又一波的信用扩张，把财富垒高在离担保人最近的地方，也把越来越重的债务，留给了排在末端的人。
无论国家的政治制度如何演变，制约国家权力的机制如何发展；无论作为担保人的国家意志，是一个人，一个家族还是民主选举的结果，只要占据担保人位置或绑架担保人的意志能够得到不成比例的利益，这件事就仍然会一再发生。
当暴力机器还在，担保功能却已经消失，国家便只剩下压迫这一种存在形态。人们停止相互合作，先前积累的繁荣很快消散，直到下一股力量重新聚合，许下新的承诺，开始新的一轮循环。历史上的秩序因此像一座座城堡，建起来，住满人，倒塌，再从废墟上重建。
十四世纪的阿拉伯史学家伊本·赫勒敦，在《历史绪论》里描述过一种反复出现的循环：一群在艰苦环境里紧密团结的人夺取了政权，建立王朝；他们的子孙在城市里享受繁荣，团结随奢侈而松散，统治者转而依靠雇佣兵与重税维持权力；到第三、四代，王朝衰朽，被下一群团结的人取代。他估计一个王朝的寿命大约是三代人，一百二十年上下。
比他早一千七百多年，《左传》已经用八个字写下了同样的形状：“其兴也悖焉，其亡也忽焉”。中国的二十四史，几乎就是这句话一遍遍的注脚：一个王朝起于战乱，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百年之间户口繁盛；随后土地兼并，吏治败坏，赋役日重，最后在流民与兵变中倒下，下一个王朝再从废墟上重建。
秩序由一股聚合的力量建起，在繁荣里被坐在担保人位置上的人慢慢蛀空，这座城堡便一次次地建起，住满人，倒塌。
